9月3日，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在京隆重開幕，會上宣布:“將在非洲設立10個‘魯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職業技能培訓。”“魯班工坊”這個近年來只在職教行業內有限傳播的機構名稱，剎那間成為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自此，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統一平臺應該以何名稱之的問題，似乎到此已經塵埃落定。

一、中國職教“走出去”需要統一平臺

隨著“中國制造2025”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職業教育需要配合國家戰略“走出去”。高職院校開展境外辦學，目的是將中國技術與中國標準對外傳播，以助推中國制造的全球化布局，進而形成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國際影響力。但中國高職院校在境外整體無認知度和傳播力，個別院校的海外辦學行為孤掌難鳴，單打獨斗難成氣候，結果也不可控，無法形成中國職教走出去之后的技術和標準輸出的統一印象，很難得到國際技職界的認可。因此，需要像十幾年前中國推動“孔子學院”的海外建設一樣，由高職院校統一“抱團”，打造一個統一品牌，構建中國職業教育的統一平臺，以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

201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命題之后，中國高職院校的海外辦學嘗試開始全面鋪開。如2014年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與越南富林經濟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合作籌建越南分校，2015年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成立古巴職業技術技能培訓基地，2017年山東外貿職業學院設立美國華盛頓州分校，此外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國內一流高職校也開始在海外廣泛布局，包括我省的寧波職業技術學院也于2017年邁出了浙江高職教育走出去的第一步，成立休寧海外分校。其實早在2012年上海醫藥高等專科學校即已在美國成立了芝加哥分校首開先河，只是當前高職院校的海外辦學已呈雨后春筍之勢。目前的“走出去”形式，有早的駐外“援外班”，當前的在海外建技能培訓基地，以及為高級的海外分校的方式，形式可謂多樣化。

但國家在中國職教“走出去”方面一直缺乏統一部署，只是交由各省自由探索；而各省也多數將權力下放到高職院校，由高職院校自主操作。目前有省級層面統一行動的就是天津市的“魯班工坊”，作為整個天津市職教“走出去”的統一平臺。如今這一名稱走出天津，進入教育部層面，現在已經上升到高層，由中國政府對其海外辦學舉措予以認可和背書。如果國家終確定采用“魯班工坊”名稱，這一可以比肩本科層次“孔子學院”的統一海外平臺，還真是一次從下而上的探索。

二、“魯班工坊”足夠承載中國職教“走出去”嗎？

中國社會向來對取名極為重視，古語云：“賜子千金，不如授子一藝；授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在國家大事層面，則講究“師出有名”，而出的這個“師”也需有能與之匹配的名稱，方能彰顯大國之相。從提出中國職教“走出去”那一刻起，筆者就在關注這個統一平臺和機制的出現，對于這一機構應該如何定名尤為掛懷，畢竟“孔子學院”珠玉在前。職教界大概也在猜想，并提供了不少的建議。但這么些年來，似乎除了“魯班工坊”有些零星的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學術界并沒有提出能與之抗衡的第二名稱。如果一直只有這一個聲音，選無可選，也許后面真就會用了這個名稱。而這一名稱的局限性頗為明顯：

其一，素知“魯班”是中國建筑界的“專有名詞”。建筑界以魯班為圖騰，中國建筑行業工程質量高榮譽就是“魯班獎”。魯班獨屬建筑界，這個基本形成共識，而他老人家及其聲譽的衍生確實沒有走出過建筑界。因此，中國職教“走出去”以“魯班”為旗幟，容易讓人誤解是中國的土木工程界走出去，而不是整個職業教育界。同時，相比諸子百家中的孔孟荀、老莊墨等諸子，“魯班”之名，海外認知度實在不高。

其二，“魯班工坊”所取之義是培養大國工匠的施教場所。但魯班畢竟只是個“匠”，而職教走出去的主體是職業教育中的“高職院校”，屬于高等教育行列，有其高等性之特質。所謂中國職教“走出去”，應該是學與術的統一，更多體現在技術技能上，而不僅僅是操作層面的“匠”。且魯班事跡更多停留在民間，雖有傳說中的機巧之物的發明掌故，卻無理論建樹，及其書面化的技藝傳世。魯班更像一個假托的人物，而非確證的“偉大形象”，如魯班之于《魯班經》的貢獻，基本可類比黃帝之于《黃帝內經》。如此，一個局限于“匠”的多在野史層面流傳的人物能否代表中國職教，值得懷疑。

其三，“工坊”直白來看就是工作坊，或者培養工匠的作坊，帶有鮮明的培訓性質，相比孔子學院的“學院”要差好幾個檔次。顯然，中國職教要“走出去”，光有技能培訓還不夠，還應定位在提供系統技術技能教育，形成以我為主的國際技術技能標準認證，這才是根本出路。

因此，從這些角度來看，“魯班工坊”的定名尚難稱心，將之上升到國家層面，及其代表中國職業教育的整體形象，的確有待商榷。那么，還有其他的選項嗎？

 三、“墨子學院”未嘗不是一個優選項

以本科層次普通高等院校為主的，代表中國高等教育“走出去”的統一平臺是“孔子學院”。那么代表中國高職教育“走出去”的統一平臺，至少應該能與“孔子學院”相提并論，這個代表人物的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

諸子百家中孔墨并舉，為一時之顯學，當時能與孔子的儒家學說抗衡的就是墨子的墨家學說。墨子為諸子百家中融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及軍事家于一體的古圣先賢，其思想多涉現代職業教育理念，形象為契合高職院校的定位。本科院校因其“高深學問”而擎孔子崇道之大旗，而有承擔中國文化輸出的“孔子學院”；高職院校何不因“技術創新”而立墨子尚技之圖騰，以“墨子學院”擔當中國技術輸出的載體。職業教育的源頭有魯班與墨子兩個人物，兩人并稱“百工之祖”。但魯班事跡多為傳說，主要用于建筑領域，且其“匠”之身份局限性大；墨子貴在“道術合一”，是有確證的科學家（實為技術層面的發明家），屬于高職教育“技術流”之源頭，是與高職院校的“技術技能”特色為吻合的諸子百家之一。借“墨子”之名，其諸子百家之代表人物身份可對應傳統文化的傳承，墨家開創者之思想家身份可對應人文素質教育，“百工之神”、“科圣”之發明家身份及其平民教育家身份可對應職業教育的工匠精神及其創新人才培養訴求，算得上是職業教育的天賜瑰寶了。

職業教育學科奠基人之一劉春生教授早在1985年即論證了墨子的百工教育思想對現代職業教育的指導作用，現任教育部職成司司長、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王繼平在2011年提出要“把墨子請進職業院校”。孔子學院作為本科院校輸出中國文化的場所，承擔現代職業教育輸出中國制造和中國技術的場所就應該被定名為“墨子學院”。當前，國內的高職院校也已經意識到墨子的重要性，如青島職業技術學院設有墨子文化廣場，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有墨子讀書會，地處墨子故鄉的棗莊科技職業學院有墨子神像，但這三所學校都未設置“墨子學院”，這一名稱尚未被簪越。

墨子是中國職業教育的圖騰，是技術技能教育的源頭；墨子也曾游歷四方，有技術走出去的因由。同時，墨子也有相當的國際認知度，如由中國開發的世界上第一顆量子衛星即以“墨子”命名。因此，以“墨子學院”作為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統一平臺，不至于矮化職業教育的形象，也能夠迅速引起傳播效應及其國際影響力。在這里，筆者也慎重提出我的建議：中國職教“走出去”的統一平臺，宜定名為“墨子學院”，“魯班工坊”等則可以作為“墨子學院”的附屬辦學形式存在。

作者丨伍紅軍

系浙江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高職教育研究所、紹興市區域教育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