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建始“心一家留守兒童服務站”，圖為留守兒童吃午餐。6年來，“心一家”先后收留、代管了100名多留守兒童 楊順丕 攝
5800萬留守的孩子被動地成為空巢鄉村的守望者，他們在環境迷茫與自我希望中徘徊。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一些媒體和社會輿論過分夸大留守兒童的一些負面特征，導致這一群體在一定程度和范圍面臨“污名化”傾向——
不要把“污水”潑向留守兒童
“我們班成績差的都是父母出去打工的，即使成績不差的，也亂花錢，穿著不三不四，戴耳環。”一位初一學生說。
“我這個班主任不好當啊，留守兒童超了七成，讀初二了，拼音還不認，自由散漫。”一位初二班主任講。
“留守兒童難教，多數留守兒童成績差，而且有心理問題，未成年人犯罪，留守兒童占70%。”某縣教育局副局長認為。
這是重慶教育學院任運昌教授在歷時4年，深入西部10省的500余次調研中聽到的一些片段。開始他沒有覺得什么，可聽得太多了，這些話語就讓他感到很難受，尤其在他見過那些留守兒童時，再聽這些話就越聽越難受。
“留守兒童綜合素質確實有偏差趨勢，但我從實地訪談中發現，很多人把留守兒童當問題兒童看，人為擴大了留守兒童及其教育的各種負面特征，導致他們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面臨了‘污名化’的危險。”任運昌對本報記者表示。
在迷茫與希望之間
任運昌為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社會學研究》這個課題走了西部的很多鄉村，獲得了很多第一手的材料。其中很多故事確實觸目驚心，發人深思。
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大的人口流動現象。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我國中西部出現了成片的空巢村，很多孩子與打工的父母分離，留守在家。據統計，我國目前已有5800萬留守兒童。
重慶南川區，農村人口54萬人，長年外出就業者達15萬人。在這里任運昌遇到了白彩霞和黃云曉兩個比較典型的留守兒童案例。
白彩霞是自己所在村子第一位女高中生，由于父母雙雙在外打工，她一直寄宿在舅舅家，有了心事沒有人訴說，母親為了省電話費，往往很久才和她通一次電話，每次也是寥寥數語。
一次無意中，她在乘涼時聽到她舅媽和鄰居聊天將她比成一只到處吃飯的狗，“你看我家外甥女，東一家西一家，吃得倒不少，喂豬還能多兩斤肉……”這句話擊潰了她尚脆弱的心靈，“我想爸爸媽媽，離開他們等于慢性自殺。”
于是，心靈孤寂的她沉迷網絡，并在上面尋求慰籍，成績急劇下滑，終日郁郁寡歡，還陷入畸戀不能自拔。
而黃云曉在父母外出打工后，由于缺乏關心，被一些壞學生帶壞，從一個好孩子變成了“混世魔王”，成天在外面玩，喝酒、打架。因打架與搶劫前后兩次進了看守所，父親為此愁白了頭發。
留守兒童存在著教育文化生態環境惡劣、農村基層教育薄弱、中小學師資建設亟待加強、家庭教育缺乏等問題讓留守兒童存在種種困難的發展環境。據調查，留守兒童成績總體差，非留守兒童轉為留守兒童成績下滑非常厲害，而且存在著上學困難，上學遲到，家庭學習時間不足，學習興趣欠佳以及家庭輔導不力等多種情況。
但令人振奮的是，大多數留守兒童都有明確而美好的職業理想。白彩霞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軍官。黃云曉在父親以及學校的幫助下成績不斷飆升，已經躍居全校前20名，他大的夢想是做一名工程師。在任運昌調研的留守兒童里，沒有人愿意從事父母從事的職業，都愿意從事航天員、教師、醫生、軍人以及商業管理人員。“應該說都是對自己的發展有著很好自我期待。”任運昌認為，“多數留守兒童設計職業理想都滿懷著對父母親人的感恩和家庭的責任感。”
“我在鎮中學教過書，當過團委書記和德育主任，學校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是留守兒童。他們并不像某些人的想象那么差勁。相信他們以后的路會越走越好。”一位鎮團委書記講。
“這些留守的孩子被動地成為空巢鄉村的守望者，他們在環境迷茫與自我希望中徘徊著。”任運昌認為。
“污名化”何以成為傾向
目前，一些媒體對留守兒童報道出現負面傾向，如墮落成網癮少年、有暴力行為、精神脆弱等。
任運昌跟蹤研究了近400篇相關學術論文發現，約1/4的文章對上述問題也有夸大其詞的傾向。比如，有論者僅憑“據調查”三個字，就斷定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表現是“不務正業，學習成績普遍較差、不守法紀，犯罪傾向較大……甚至好吃懶做，小偷小摸，染上****”。“這些和心理問題有什么關系？”任運昌反問。
任云昌認為當前社會有人為擴大留守兒童各種負面特征的現象，導致我國留守兒童在一定程度和范圍面臨“污名化”傾向。
“污名化的實質是促使一種排斥性社會關系網絡的形成。目前社會對留守兒童各種問題的關注，基本不存在對他們進行污名化的主觀故意，但一味盯著其問題，久之會客觀上造成污名化的效果。”任運昌對本報記者解釋。
在調查中，任運昌認為對留守兒童具有正確認知的實踐工作者并不多見。由于恨鐵不成鋼的心態、自我生存發展處境的相對惡劣、留守兒童教育帶來教育工作負擔的增加，以及正確學生觀的缺乏、奉獻精神的弱化等原因，一些老師如果奉獻精神薄弱，就會造成對留守兒童的排斥。
而且，很多非留守兒童家長擔心自己孩子被留守兒童帶壞，也易將留守兒童的負面特征擴大化，以警示自己孩子遠離留守兒童。還有一些媒體為了片面追求吸引眼球而刻意描繪一些極端的案例，都會造成對整個留守兒童群體的負面刻畫。
問題在于生存教育環境
國家目前已經投資了數百億資金用于推行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作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一個手段，但就實際情況看，對于整個西部地區來說，還尚不能滿足留守兒童的需求，而在云南、四川一些地方看到的情況，讓任運昌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個典型學校的情況是，一年級到六年級共170名學生，住校68人，學校沒有寢室，在教室后面劃出一塊地方兼作寢室，教室前半部分是缺胳膊少腿的課桌，后邊就是床鋪。兩個教室不足40平方米，卻要每間住34名學生，男女分開。走進教室，氣味難聞，孩子們自己起灶做飯，衛生條件比較差，鍋很少洗過，鍋碗里面是孩子們亂煮的土豆白菜，“誰也無法相信這就是事實，但他們就在這樣的環境里頑強地讀書。”
在這樣生存環境下學習成長的孩子，已經非常不容易，如果污名化的趨勢發展下去，那么首先將導致教師、留守兒童家長、代理監護人失去教育信心，也會給留守兒童的自尊自信帶來不利的影響，同時也會給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教師、家長帶來心理鴻溝，不利于其健康成長。
要遏制留守兒童污名化趨勢，關鍵是要改善留守兒童的教育環境，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要提高農村教師待遇。
有學者在貴州大方縣調查發現，影響留守兒童教育的重要因素是農村教師素質偏低，教學負擔過重，應該說大部分農村教師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但是由于精力所限，對于留守兒童沒有和非留守兒童區分開來，該縣73%留守兒童反映沒有因父母外出受老師照顧，從整體看，農村師生關系比較消極，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必須把農村基層教育師資建設放在首位。
同時任運昌建議在建設農村寄宿學校時，應更加關注質量。而且建議以政府引導為主，并積極吸納一些社會組織加入，共同出力將留守兒童的問題解決好。而新聞媒體和學術研究機構在報道和調查時，不要對其抱有偏見，避免給留守兒童貼上“問題兒童”的標簽。
他認為，“兒童高利益原則”神圣不可侵犯，國家有關部門必須盡快采取果斷措施，社會各界務必立足于現代教育追求教育公平、促進城鄉社會和諧發展的高度，系統優化留守兒童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努力改善他們的發展前景與人生命運。“留守兒童本身沒有問題，大有問題的是其生存發展環境。”(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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