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痛心的校車事件頻發，“撤點并校”這個原來公眾并不熟悉的教育詞匯迅速引起大家關注，一些輿論分析，不恰當的“撤點并校”制造了當前的校車困境。而前不久開始征求意見的《校車安全條例》提到解決校車問題的一條措施是，“調整學校設置規劃，保障學生就近入學或者在寄宿制學校入學，縮短上學距離，減少交通風險。”很顯然，也間接承認“撤點并校”增加了學生的交通風險。

 

    其實，在全國數十萬小學被撤并已成定局之后——僅自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間，我國小學學校已由69.67萬所銳減到去年的30.09萬所，銳減了56.8%——再來談“撤點并校”的問題，以及糾正“撤點并校”的做法，用“亡羊補牢”來解釋，都解釋不太通。

 

    鄉村學校的“撤點并校”，早在這一政策推出時，就遭遇質疑。雖然政府部門解釋這是農村生源減少的必然選擇，一些自然村上學的孩子銳減，當地的學校招生嚴重萎縮，而且有著諸多好處，比如整合鄉村教育資源，（讓村上的孩子到城鎮求學）提高教育質量。但是，很多鄉村居民并不買賬。具體原因包括：孩子上學路程遙遠，上下學花在路上的時間太長，存在嚴重的交通安全隱患，上學成本增加，與此同時，合并之后的學校教育質量并沒有提高，本來的“小班化”教育被“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替代。一些地區的村民甚至以自辦學校的方式來抵制撤點并校，但是，眾多鄉村學校，還是被“強制“撤并。其間，幾乎每年都有相關的新聞報道。

 

    “撤點并校”的負面作用隨著這一政策的推進持續發酵。比較顯著的問題有四：其一，一些鄉村地區出現輟學率回潮，上學路遠，一些家庭干脆不讓孩子上學了；其二，校車問題日益突出，由于政府沒有在撤點并校時考慮配備校車，不少孩子只能坐不合格校車、黑校車上下學；其三，低齡寄宿在鄉村變得越來越普遍，但由于寄宿硬件條件較差、與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輔導、生活服務沒跟上，鄉村寄宿生存在較嚴重的心理問題；其四，朗朗書生在很多農村消失，農村越顯缺乏生氣。

 

    上述這些問題一直被關注教育問題的學者，和鄉村居民提出，但是，這些問題并沒有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直到2008年，廣東才暫緩強制撤點并校——這意味著此前是“強制”撤并，直到2009年，國務院才對農村“撤點并校”提出要求，要注意從實際出發，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求各地要制定三年總體規劃，根據城鎮化發展和人口流動變化的趨勢，促進學校合理布局和結構優化。涉及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要在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進行。

 

    如果在“撤點并校”時，就能有這種考慮，該有多好。但恐怕很難。首先，就教育利益來說，在筆者看來，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積極地“撤點并校”，在于想由此減少辦學點、進而減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學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質量，為鄉村學生著想。按照地方政府部門的思路，未來一個縣可能只辦一所小學、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只要既好管理，又突出“大規模”辦學政績，還攻克了義務教育均衡難題——只有一所學校，何來校際差異？但這不是辦學，而是辦工廠。

 

    其次，我國的教育決策機制，雖說要聽老百姓意見，但聽不聽以及聽了之后采不采納，主導權在行政部門，也就是說，“撤點并校”這種事，只要政府決定要干，就沒有干不了的。福州市臺江區內一所投資1500多萬元，剛剛全部完工的現代化辦工廠。 其次，我國的教育決策機制，雖說要聽老百姓意見，但聽不聽以及聽了之后采不采納，主導權在行政部門，也就是說，“撤點并校”這種事，只要政府決定要干，就沒有干不了的。福州市臺江區內一所投資1500多萬元，剛剛全部完工的現代化小學即面臨拆遷，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決策機制的運作模式。 輿論把“撤點并校”和校車問題，歸為因果關系，但我覺得，這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由同樣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決策機制造成。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決策，如果只顧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規律和受教育者權益，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漠視受教育者權益事件。只有改變教育決策機制，給受教育者（家長）參與教育管理、決策、監督、評價的權力，才能讓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維護。這是撤點并校的教訓，值得解決校車安全問題吸取。 小學即面臨拆遷，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決策機制的運作模式。

 

    輿論把“撤點并校”和校車問題，歸為因果關系，但我覺得，這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由同樣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決策機制造成。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決策，如果只顧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規律和受教育者權益，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漠視受教育者權益事件。只有改變教育決策機制，給受教育者（家長）參與教育管理、決策、監督、評價的權力，才能讓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維護。這是撤點并校的教訓，值得解決校車安全問題吸取。